两岸开放以来，文化交流一直是两岸先行者的角色。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两岸文化市场融合发展经历从无到有、从间接到直接、从单向到双向的过程，呈现“泛政治化”和“螺旋式前进”的动态特征。为何出现这样一种现象，需要思考台湾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历史与现实因素共同塑造了两岸文化市场融合发展的独特轨迹。分析两岸文化市场的动态演变过程，探讨其融合发展的内在逻辑，有助于揭示两岸文化产业融合的最佳路径，对于实现两岸统一具备极其重大意义。
朱虹，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袁佳，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改革开放40多年来，大陆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实现了全面发展，其中文化产业在GDP中所占的比例不断升高。但与此同时，台湾文化产业却呈现出“高开低走”的发展形态趋势。而这一现象的出现很大程度上与两岸文化市场的融合发展进程紧密相关。自1987年台湾解除并与大陆恢复交流以来，文化交流一直是两岸互动的先行角色，文化贸易也成为两岸近几十年交流合作的重要领域。相较其它领域，两岸文化市场的融合发展不仅是出于两岸共同的文化渊源以及文化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还是两岸政治文化生态对话和交流的重要平台与关系发展的重要标志。从宏观层面来看，两岸合作发展文化产业建立在两岸共同遵守和维护的中华民族价值观之上，其进程是中华文明现代化的重要实现方式和共同责任。
新中国成立后，文化市场在国有文化事业单位改革和计划经济体制转型的背景下逐渐成长起来。1988年2月由文化部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强文化市场管理工作的通知》中，首次明确使用了“文化市场”概念，规定了文化市场的管理范围、任务、原则和方针，之后1991年文化部发布的《关于文化事业若干经济政策意见的报告》正式提出“文化经济”概念，文化的经济属性开始得到认可。鉴于大陆庞大的市场需求和两岸关系互动的迫切，早在两岸文化交流和文化项目合作启动之初，就有学者呼吁要共建两岸统一文化市场。从产业高质量发展层面，台湾文化产业的发展要早于大陆，其市场实践经验、产业体系以及政策扶持上相比大陆更丰富一些，因此很长一段时间内学界都在强调要共建两岸华语文化市场，实现两岸文化产业的“互补共荣”。不过，受制于台湾政党交替的分裂性政治环境，两岸至今还没形成统一的文化市场发展格局。从时间序列上，两岸文化市场的发展广泛呈现出“泛政治化”和“螺旋式前进”的动态特征，政治干预长期体现在两岸文化市场发展的进程当中。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两岸融合发展”的重要概念，标志着大陆对台政策进入了一个更看重融合与一起发展的新阶段。这一方针不仅体现了大陆在国家统一领域的认知体系与治理模式的创新，也为两岸文化融合提供了理论基础，指引了两岸文化市场未来的发展趋势。在此背景下，研究近几十年以来两岸文化市场融合发展的进程与内在逻辑，分析不同时代下两岸市场关系发展的政策和理念变化，有助于理解长久以来两岸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障碍、界限和前进方向，对于推进两岸文化市场的共同繁荣以及实现两岸大一统具备极其重大意义。
纵观两岸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历年数据，可发现两岸文化市场的融合进程在不同阶段下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特征，但普遍呈现出“泛政治化”的引导趋势。具体而言，两岸文化市场的发展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初创期（1978—1999年）、探索期（2000—2007年）、发展期（2008—2015年）以及调整期（2016年—至今）。
自1978年大陆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并发布《告台湾同胞书》积极促进两岸交流之际，台湾当局提出了“两岸交流文教先行”的方针，两岸之间的文化交流逐渐拉开序幕。1980年大陆各个地方出版社开始出版台湾的短片小说和故事集，如聂华苓的《台湾轶事》《桑青与桃红》、李黎的《西江月》《白先勇短篇小说集》等。1983年，大陆画家谢学文的作品《万里长城图》参加台湾的综合性画展，随后，吴冠中、关山月、黄胄等大陆知名画家的作品也陆续在台湾展出。1984年台湾美术家协会在北京主办了“台湾画家6人作品展”，同年台湾电影《搭错车》在福建地区连续上映三个多月。紧接着，1985年深圳举办“台湾图书展销会”，1986年西安举办“台湾邮票展览”以及台北艺术馆举办12场大陆地方戏联合公演，都陆续拉开了两岸文化交流的面纱，两岸之间的互动得以恢复。之后1987年台湾当局允许民众赴大陆探亲，同时允许大陆文化作品传播，自此两岸“地理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两岸之间的文化交流开始频繁进行（见表1）。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从1978年至1999年，两岸举办的文化活动展览及作品交流事件多达百余次，不过绝大多数交流活动是由民间协会自主组织，涉及官方层面的公共文化交流活动相对较少。
1991年3月，台湾当局设立了海峡交流基金会，负责处理两岸交流的相关事宜。同年12月，大陆成立了民间团体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主要任务是促进海峡两岸交往、实现祖国和平统一。1992年11月，两岸达成了历史性的“九二共识”，随后1993年两岸举行了首次“汪辜会谈”，明确将文化交流纳入到议题当中。尽管“汪辜会谈”将两岸关系提升至新的高度，双方友好关系在不断升温，但在1995年至1999年期间，台湾当局却反复“出尔反尔”，导致两岸会谈中达成的绝大多数文化交流项目未能展开。
整体上，自1979年以来两岸间的文化交流活动明显地增加，尤其在前期强调“文教先行”的政策导向下，文化交流更是成为两岸交流的最重要的纽带，各地民间组织举办文化交流活动达到活跃状态。但到了后期，由于台湾当局的“言行不一”，两岸关系重新再回到紧张与对立的状态，文化交流也不可避免受到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此时，两岸间的文化交流还只是文化作品的单向传递与简单的作品互动，尚未出现实质性的贸易流通。
（二）探索期（2000—2007年）：民间文化互动的兴起及两岸文化产业的发展定位
2000年台湾当局政党轮替，上台“执政”。由于内“”极端势力活跃，起初两岸几乎断绝了政治与文化上的往来。2001年5月30日，国务院新闻发言人张铭清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台湾领导人不承认一个中国原则，说明他对两岸的商谈是没有诚意的，这只是欺人之谈。两岸至今无法展开商谈，是台湾当局自己关闭了商谈的大门”。
经历了十多年的对话，两岸已在文化交流方面建立了一定的基础，但受制于政治因素的影响，两岸文化交流进入了一个相对停滞的阶段。尽管两岸对话渠道明面上关闭、陷入僵局，但在其它层面，两岸民间组织仍通过各种灵活多样的方式慢慢地增加互动（见表2），尤其在2001年“小三通”开启后，厦门与金门、马祖地区之间的民间交往活动变得愈发频繁。面对岛内日益骤增的开放需求，2002年台湾当局开始对第三类大陆居民开放台湾观光旅游，促进了两岸旅游业的发展。此后，2004年的广播事业研讨会和电视晚会、2005年及亲民党高层的大陆访问以及2007年的动漫展览和艺术节等活动，均体现了两岸民间文化交流的多样性特征。这些文化活动不仅涉及两岸艺术家、作家、学者、学生和企业家等各界人士的广泛参与，而且还涵盖了展览、演出、研讨会和学术会议等多种形式，用于展示和分享双方的文化成果与经验。这一现象表明，尽管两岸在官方层面的交流存在障碍，但民间层面的文化交流与互动却在持续增长，并表现出进一步扩展与深化的趋势，为两岸文化市场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途径和机遇。另外，从文化产业化的角度来看，21世纪是两岸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时期。2002年台湾当局发布了《挑战2008：“国家”发展重点计划》，其中明确将“文化创意产业”定为“建设重点工程”，并提出了“创意台湾”的远大目标。之后2005年台湾设立了“文化创意产业推动小组”，正式将文化创意产业作为台湾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大陆方面，1998年文化部正式设立了文化产业司，2001年党的“第十个五年计划”提出了“完善文化产业政策”的目标，2002年党的十六大把“积极发展文化产业”正式写进了党的政治决议当中。这些举措标志着大陆文化产业完成了从前期“摸着石头过河”到后期明确理论指导下发展的战略转变。在21世纪初期，两岸的文化产业各自经历了从概念界定到产业定位再到全面发展的动态调整过程，明确了文化产业的范畴和发展趋势，给两岸文化市场的后续贸易往来奠定了基础。
在这一时期，尽管两岸关系陷入僵局，商务谈判活动等也受到限制，但来自民间层面的交流互动行为却明显地增加，两岸的民间团体、学术机构以及文化协会等非政府组织之间建立起了更为紧密的联系与合作模式。这种自发性的民间互动不仅有助于缓和两岸紧张关系，而且增强了民间组织在推动两岸文化交流中的角色与影响力，使得两岸文化活动的传播渠道和内容更为丰富。比如，2005年在两岸同胞和业界的共同努力下，仅大陆就接待了台湾同胞411万人次，两岸的经贸交流也从2000年的305.3亿美元增长至2007年的1244.8亿美元，为两岸后续的文化贸易往来提供了机遇。
2008年台湾政党局势出现重大变化，以当选为标志，台湾当局开始积极开放大陆招商引资，两岸“三通”成为两岸关系发展的新起点。同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台湾当局主张“产业开放、政策松绑”，其当年发布的《文化政策白皮书》中就精确指出：“以文化作为21世纪首要发展的策略，将文化至于政策的战略位置”，之后更是提出“黄金十年”的远大目标，希望以“文化发展台湾的优势”，倡导“文化兴岛”，自此文化产业成为台湾重点发展的领域之一。在这一系列政策和战略的推动下，两岸文化市场的交流与合作达到了顶峰（见表3）。具体方面，在2008年至2015年期间，两岸签署了多项合作协议，如2008年签署了《海峡两岸关于大陆居民赴台湾旅游协议》，2009年《海峡两岸金融合作协议》，2010年《海峡两岸知识产权保护合作协议》、《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2012年《成立两岸演艺联盟的议定书》、《海峡两岸投资保障和促进协议》、《海峡两岸海关合作协议》等。政策的推动让两岸文化市场贸易从试探期过渡到加快速度进行发展期，旅游、出版、演艺、影视、会展等领域全面开花。根据历年《中国文化及相关产业统计》数据，自2008年起，台湾向大陆出口的文化贸易额呈现出持续增长的趋势，从2008年的0.27亿美元增长至2015年2.89亿美元，其中2013年达到4.16亿美元的峰值，台湾也以此成为大陆文化产品进口最多的地区之一（见图1）。
在旅游方面，从2008年至2015年，大陆赴台的旅游人数明显地增加，从最初32.92万人增长至418.4万人，大陆慢慢的变成为台湾第一大入境客源市场。同时，台湾来大陆观光游客数也在日益剧增，2015年已达到536.59万人（见图2），旅游业也成为台湾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出版方面，截至2011年，两岸图书、报纸、音像和电子出版物的进出口种类已超过48万种，大陆对台的进口和出口出版作品金额分别高达3419万美元和5464万美元。尤其在2012年，台湾取代韩国，成为北京引进电子出版物版权的主要来源地。演艺方面，自邓丽君歌曲在大陆流传以来，演艺产业一直是两岸文化交流和经济发展最活跃的领域之一，明星演唱会、合拍片以及电视剧和广播节目制作等均是两岸演艺人员广泛参与的项目。据《两岸文化产业合作发展报告（2012）》统计，仅在2011年上半年，台湾艺人在大陆的演出收入就达到5394万元人民币。影视方面，自2011年大陆取消台湾电影在内地上映的配额限制后，2012年国家广电总局又出台了《关于加强两岸电影合作管理的现行方法》，进一步放宽台湾影视作品在大陆的放映限制以及台资企业投资大陆影视项目的限制。据统计，2009年大陆从台湾引进电视节目500个小时，台湾从大陆引进的电视剧数量高达4200个小时，大陆每年引进的台湾电视剧已占所有引进剧的1/4。另外，在2011年到2012年间，大陆销往台湾的影片票房达到6700多万新台币，台湾销到大陆的影片票房高达数十亿元新台币，同时两岸共同拍摄的合拍片、协拍片数量也在持续增加，影视产品慢慢的变成了两岸文化交流合作的重点领域。此外，在文化产业合作方面，两岸共同举办的“海峡两岸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海峡两岸文化创意展”以及“海峡两岸经贸论坛”等交流会慢慢的变成了两岸文化产业投融资和交易合作的重要平台，覆盖了两岸文化旅游、数娱影视、创意设计和工艺美术等多个子领域。
在这一时期，两岸文化贸易迎来了空前的增长，所有的领域的交流合作达到顶峰。大陆先后推出了一系列鼓励两岸文化交流与合作的政策措施，各省市也依据自己的文化资源和市场需求加大对台资和台商的引入，充足表现对台湾文创资源“请进来”的态势。然而，不可避免的是，由于大陆积极开放的政策、庞大的市场容量以及台湾当局的限制性立场等因素，两岸文化产品的输入与输出呈现出严重的不对等现象，大陆产品在台湾的影响力远不如台湾产品在大陆的影响力深远。
2016年是两岸关系出现重大转折的一年，在台湾政治的崛起，使得两岸关系重新进入
“冷对抗”的状态。在这段时期，当局频繁做出“脱离中国”的行为，包括推行“反渗透法”，修订“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并删除里面关于“国家统一”的相关表述，以及篡改历史教科书中关于台湾历史的部分，将“台湾史”从“中国史”分离等。此番行为无疑将两岸关系从2008年以来的大发展时期推向了一个历史低谷。在经济方面，台湾当局推出了“新南向”政策，试图减少对大陆市场的依赖，积极拓展与东盟等别的市场的经贸合作，并试图绕过大陆市场，单方面加入TPP、CPTPP等区域贸易协定。尤其在2024年1月，赖清德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后，两岸关系进一步恶化。相较前任蔡英文，赖清德采取了更加强硬的“”立场，积极切断台湾与大陆的历史联系，提出“互不隶属”、“兄弟之邦”、“拒认九二共识”等“”言论，并推崇实施“四大支柱”、“两个承诺、八项主张”等“文化”方案，进一步加剧了两岸关系的焦灼的事态。在此背景下，两岸之间的文化贸易受到了一定冲击。旅游业方面，自2016年以来，大陆赴台湾旅游人数年年在下降（见图2），从2015年的418万下降至2019年的271万，曾是台湾最大航空公司的“远东航空”也被迫2019年停止运营，宣布破产，其公司董事长声明中表示“因两岸不景气导致公司亏损日渐扩大”。影视交流方面，在2018年台湾金马颁奖典礼上，由于台湾导演傅榆发表不当言论，国家电影局宣布暂停大陆影片和人员参加台北金马影展，两岸之间的影视交流也随之进入“冷冻期”。期间，“淘宝台湾”、“爱奇艺”和“qq视频”等都被迫退出岛内市场，两岸互动陷入了僵局。
尽管如此，在大陆秉持“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政策导向下，两岸的文化交流活动依然呈现出积极的发展形态趋势。自疫情结束后，大陆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积极促进两岸人员往来，包括恢复旅行社组织台湾居民赴大陆团队旅游、简化台湾居民往返大陆的手续以及恢复两岸海上客运航线等，极大便利了两岸之间的交流与互动。根据国台办新闻发言人表示，2023年两岸往来总量约300万人次，其中台湾同胞赴大陆人数较上一年增长了7.4倍。期间，台湾地区前领导人分别于2023年和2024年两次率领台湾青年学子赴大陆进行参访交流，大陆高校师生也应邀赴台回访，得到了两岸民众的广泛认可。在学术交流方面，以北京大学为代表的对台交流高校，已经与台湾17所高校和学术机构建立了多层次的合作伙伴关系，并与其中7所高校开展了校级学生交换项目。目前，北京大学已有超过260名台湾学位生和16名台湾教师在校学习和工作，来自台湾的交换生、客座教授与访问学者频繁参与到校内的教学与科研活动中，进一步促进了两岸在教育与科研领域的深度融合。
在体育交流方面，自2019年以来，大陆出台了“26条惠台措施”，明确欢迎台湾运动员“登陆”参加体育比赛和职业联赛，并在传统优势项目上为台湾选手提供训练场地和设施，以及积极为台湾运动员、教练员、专业技术人员来大陆考察、训练、参赛、执教提供便利条件。2021年，国家体育总局正式对外发布《关于向港澳特区和台湾地区运动员授予运动员技术等级称号有关工作的通知》，将台湾优秀运动员纳入大陆的运动员发展与保障体系，以促进两岸体育事业的共同发展。在此背景下，2023年成都大运会期间，当中国台北代表团入场时，数万名观众热烈鼓掌欢迎。在赛场的暖场环节以及比赛结束后，现场频频播放《阿里山的姑娘》《我的未来不是梦》《相亲相爱一家人》等两岸广为流传的歌曲，观众们用地道的四川方言喊“雄起”，为中国台北队的运动员加油助威，创造了浓烈的“超燃主场”氛围。赛后，许多中国台北队运动员纷纷向观众致谢。类似的“超燃”氛围也出现在2023年杭州亚运会期间，台湾运动员在比赛过程中频繁感受到大陆观众的热烈掌声与喝彩，令不少选手动情落泪。在赛后采访中，许多选手表示，本次亚运之行将成为他们一生难以忘怀的宝贵记忆。
此外，两岸宗教文化交流也在不断深化。大量台湾民众前往湄洲岛妈祖祖庙进行朝拜，并参加黄帝、炎帝、伏羲、关帝、开漳圣王等各类祭祀活动。比如，福州已连续举办12届海峡青年节，累计吸引3.6万名两岸青年参与，包括2万名台湾青年，其中首次来大陆的台湾青年比例超50%，涵盖了百所台湾院校、百个台湾高校社团、百个台湾青年团体。同时，面向两岸青年群体的文化交流活动日益活跃，如两岸青年峰会、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海峡青年节、海峡两岸青年文化月、鲁台青年文化交流节等活动，吸引了众多台湾青年的积极参与。另外，小红书、B站、微博等社交平台在台湾“Z世代”群体中迅速流行，已成为两岸青年沟通与互动的重要渠道，进一步加深了两岸青年的情感联系与认同感。
总体而言，自2016年以后两岸的文化贸易陷入了困境，但不同于2000年执政状况，大陆早已变成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文化、经济和政治领域的全球影响力日益显著。两岸商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团体等依然在继续维持着两岸关系的正常运转，大陆也慢慢的变成了台湾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两岸文化贸易在萎缩中又保持着前进。
文化涉及民族认同与价值观，两岸本属于同一“儒家文化圈”，具备着共同的上下五千年悠久历史背景和文化，本是同根同源、同文同种，却长期受制于政治因素的影响，导致两岸文化交流频繁遭遇挑战与干扰。讨论两岸文化贸易上为何呈现出“泛政治化”和“螺旋式前进”的动态、敏感“怪圈”，需要联系到两岸经济与文化的发展背景以及地域文明的分化，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持续交互在两岸文化市场贸易当中。
地缘文化市场这一概念最初由西方学者提出，用于描述苏联及东欧国家之间所形成的特定文化体系。这种文化体系能够超越地理界限，在更遥远的地方发挥着功效。从历史角度来看，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两岸血脉相连、历史相承，共同构成了一个统一的地缘文化市场。在文化消费方面，地缘文化市场表现为两岸民众对汉语言文化产品具有统一的审美倾向和接受度，展现出共同的“消费共鸣”现象，从而有利于两岸文化的传播、交流与互动。比如2000年由李安执导的《卧虎藏龙》是由两岸三地电影人员共同创作的作品，里面蕴含了中国古典的“儒家墨客”精神。此片上映后在两岸引发了巨大反响，并成为走出国门最具影响力的影视作品。另外，台湾电视剧如《还珠格格》、《流星花园》及《放羊的星星》在大陆市场的热播，以及大陆电视剧如《雍正王朝》《后宫·甄嬛传》和《步步惊心》在台湾的收视热潮，均体现出两岸观众在文化产品上的“消费共鸣”。除影视产品外，两岸观众的消费共鸣现象还在音乐、图书、绘画等领域中反复出现。童庆炳指出，要引发文化产品中的消费共鸣现象，一定要满足两个关键条件：第一，作品一定要有深刻丰富的思想感情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第二，消费者的视野中必须含有与作品相同或相似的思想见解与情感体验。两岸文化产品之所以能有效地产生消费共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一些产品共同满足了这两个条件。文化共鸣不仅加深了两岸民众在文化和心灵上的联系，而且有助于缓解两岸政治层面的紧张关系，促进两岸同胞在文化理解和心灵合作方面的深入交流，从而为两岸文化贸易往来提供了潜在的合作机制与平台。
除了“消费共鸣”现象外，影响两岸文化贸易的因素还与两岸同属于一个“文化中国”有关。自20世纪80至90年代以来，“文化中国”已成为学术界与公众舆论的关注焦点，杜维明学者曾系统阐述了“文化中国”的理念，也是“文化中国”的有力倡导者。“文化中国”不是地理或政治概念的中国，而是一个更广泛的文化共同体，强调了一种超越特定族群、地域和语言的想象社群，其影响力超越了时间、语言和地理限制。对两岸关系而言，文化是突破隔阂、连接心灵的桥梁，各类文化产品如图书、绘画、音乐和影视剧等，都发挥着唤醒两岸同胞共同文化记忆和激发民族爱国情感的作用。为此，文化贸易不仅增加了两岸民间交流的机会，也逐步加强了两岸对“文化中国”理念的认同，并深化了对中华文明的共同认同感。然而，由于历史上两岸长期的分治状态和意识形态的对立，当前两岸存在某些特定的程度的文化认知隔阂。而这些隔阂和差异长久以来被一些挑拨离间的个体和组织所利用，企图消除两岸中华文化的“大一统”观念，积极推广“”主张，加剧两岸之间的分裂和对立。
在此背景下，自两岸关系进入和平发展阶段以来，大陆推出了一系列有利于两岸文化贸易的政策，进一步加大对两岸文化贸易的投入，积极推动两岸文化项目的投融资及政策扶持。各省市如北京、福建、浙江、安徽和云南等也不断加大对台湾的招商引资力度，在土地、人员、资金等方面持续投入，推动两岸文化贸易的蓬勃发展。
两岸文化市场的融合发展是由多重因素驱动。一方面，这种融合是出于实际的需求，通过文化交流不断加深两岸同胞之间的心灵契合，推动两岸统一的和平进程；另一方面，文化贸易也满足了大陆发展文化产业的客观需要，在创意资源、人才供给以及产业模式方面，大陆可以借鉴和学习台湾地区的先进经验。虽然两岸文化产业的发展均始于21世纪初，但相较于大陆，台湾文化产业更早地融入到全球化的发展浪潮当中。在改革开放以前，大陆与西方国家几乎断绝往来，有关文化艺术的交流及产业高质量发展模式等都被限制在外，但台湾地区却不存在此类问题。1949年之后台湾虽由专政，实施军事“”，但却与日本、欧洲特别是与美国保持着密切往来，20世纪70年代末就逐步融入到全球化的进程当中。
在文化的产业化方面，台湾在20世纪70年代因美国和日本制造业的迁移而迎来了制造加工业的鼎盛时期，各项基础设施和产业集群建设都实现了现代化发展，并且还带动了电影、动漫和音乐等产业的迅速崛起。比如20世纪80年代台湾就已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动画代加工基地，曾一度造就了台湾动漫生产王国的美誉。进入90年代，面对经济转型和城市化带来的乡村人口外流等问题，台湾借鉴日本的“地域振兴”经验，提出了“社区总体营造”的概念和思路。1991年，台湾省手工业研究所邀请了日本“造町”运动的发起者宫崎清教授来台，传授地方文化产业振兴及地域活化的观念和技术。到了21世纪，2002年台湾“行政院”发布的《挑战2008：“国家”发展重点计划》中，将文化创意产业列为十大重点发展计划之一，强调了文化创意产业在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据统计，在2002至2007年间，台湾各部门对文化创意产业的投入高达65.14亿台币。由此可看出，台湾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背景和实践经验要比大陆丰富许多，因此在21世纪初两岸陆续涌现一批学者呼吁两岸加强文化产业合作，共建统一文化市场。大陆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底蕴和庞大的市场空间，而台湾具备出色的创意资源和成熟的市场营销手段，两岸之间有着优势互补的潜力。大陆可以借鉴台湾的经验和创新理念，拓展文化产业的发展空间，台湾也能通过与大陆的合作，逐步扩大市场规模与影响力，共同发挥双方优势，营造资源共享、互利共赢的局面。
在市场需求的驱动下，两岸文化市场的合作交流呈现出明确的战略规划和引导趋势。比如福建省发展文化产业就曾广泛利用“对台”优势，在《福建省“十二五”文化改革发展专项规划》、《福建省“十三五”旅游业发展专项规划》、《福建省“十四五”文化和旅游改革发展专项规划》中接连提出“要加强与台湾文化产业的合作交流，鼓励和促进台湾企业和经营机构迁入我省。”此外，“海峡西岸经济区”、“台湾海峡经济圈”及“海峡都市经济圈”等规划的提出，都是为了破解两岸市场对接与融合发展的难题，推动两岸产业链的相辅相成。
从时间序列上，两岸文化市场的发展轨迹并没有遵循线性模式，而是表现出一种“螺旋式”、“敏感型”的发展形态。这一现象非常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台湾政党体制的“选举”制度和政党轮替现象，导致台湾当局的两岸政策不断发生明显的变化，使得两岸文化市场面临着复杂、多变的局面。在大陆推动实现和平统一的进程中，大陆对于推动两岸文化贸易从始至终保持强烈的支持意愿，无论在资金、土地和人力资源方面均给予了充分的支持。相比之下，在台湾执政时期，台湾当局对两岸文化贸易长期保持消极立场。比如2001年台湾以“中国台北”名义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时，虽然宣称对大陆开放58个服务业项目，但这些项目仅落在口头上，始终没落实。而大陆对于台湾承诺开放的领域，台商基本都能进入。另外，在文化产品配额方面，大陆自2012年就发布了《关于加强海峡两岸电影合作管理的现行办法》，台湾影片进入大陆不再受配额限制，而大陆影片要进入台湾不仅受到数量上15部的限制（台湾对好莱坞、世界其它经济体的电影进口都未进行限制），还需要通过“抽签”的方式决定上映哪部电影。
在招商引资方面，自两岸通商以来，大陆各省市纷纷出台政策积极吸引台商投资，而台湾却
直到2009年才允许大陆企业赴台投资，且伴有多项限制性条款。据统计，截至2020年，大陆累计批准台资项目11.7万个，投资金额达到704亿美元，而台湾允许陆企赴台投资以来，大陆仅有554家非金融企业赴台，其金额仅28亿美元。此外，在文化产品的进出口方面，两岸的文化贸易额也不成正比。根据历年《中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年鉴》统计，从2007年到2022年间，大陆对外文化出口的前十五个国家及地区，台湾仅在2007年出现一次，出口金额仅0.82亿美元，此后台湾再无上榜。相反，大陆进口文化产品的前十五个国家及地区里面，台湾却从未缺席，大多稳居在7—10名左右，每年进口金额维持在0.24亿至4.85亿美元之间。由此可见，两岸在文化市场的开放程度上存在着极大差别。
从以上分析可得，在两岸双向贸易中，台湾只是单方面享受着大陆提供的优惠政策。即使是在2008至2015年两岸关系的“蜜月期”阶段，台湾当局对待大陆也仅仅是采取了“不统、不独、不武”为核心的消极态度，并未在两岸统一、中华文明大团结上做出实质性贡献。这种政策立场客观上误导了台湾民众对于两岸关系的认知，造成两岸在经济投入和政策扶持上的严重不对等。在这种情形下，当台湾上台，两岸关系出现某些特定的程度的恶化后，此时如果大陆减少对台湾的经济和政策支持，那么两岸文化市场贸易就会受到显著影响。两岸文化市场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大陆的政策支持，大陆在推进两岸文化产业的贸易往来中发挥着及其重要的作用。然而，台湾当局的消极态度对于两岸文化市场的发展干扰过大，使得两岸文化贸易不得不呈现出“曲折”、“螺旋式”的发展态势。
两岸市场的融合发展不仅受到大陆与台湾地区内部因素的影响，还与美国等外部势力的介入紧密关联。这些外部势力的介入对于两岸的文化交流和市场贸易产生重要影响。自1949年政府退守台湾以后，美国政府因不甘对华战略的失败而选择继续扶蒋政策，开始对台湾实施经济和军事援助，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这一援助策略不仅加速了台湾现代工业化的进程，而且在经济与政治层面加深了台湾对美国的依赖，使得台湾慢慢的变成为美国在亚洲地区制衡大陆的重要战略棋子。具体方面，美国的影响力已渗透至台湾的经济、文化和政治等多个领域。
在经济层面，自20世纪中期艾森豪威尔当选美国总统以来，美国对台援助以及美事合作进入到新的阶段。从1951年至1965年，美国政府平均每年向台湾提供1亿美元的经济援助，用于台湾发展农业和工业。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台湾开始实施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战略，经济结构逐渐从传统农业向工业化转型。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和欧洲的企业占据了主导地位，众多欧美企业来台建厂投资。美国的经济援助不仅向台湾提供了必要的资源，而且引进了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为台湾经济的迅速增加奠定了基础。然而，这种依赖于出口导向和外资驱动的发展模式也使台湾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美国，限制了两岸之间的经济融合与产业贸易，进而影响了台湾在文化交流与经济贸易层面的自主性。
在文化层面，自1946年政府与美国签署《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以来，美国商品在享受优惠进口关税的条件下大规模进入台湾市场，逐渐占据了台湾本地的市场空间。在外来商品和跨国公司竞争下，台湾当地的文化企业在资金、技术和市场营销等方面逐渐失去竞争力，多数企业被外资并购或退出市场。这一现象是20世纪80年代以美国为首的霸权主义向台湾施加政治压迫的真实反映。当时，美国政府利用《综合贸易竞争法》中的“超级301条款”不断向台湾施压，要求放开市场，承担起平衡贸易的责任。面对国际局势的压力，台湾当局被迫于1986年通过“自由化、国际化与制度化”的经济发展的策略，逐步开放市场。在此背景下，来自大陆的文化商品在台湾市场很难与美国商品相抗衡。比如，在台湾电影票房排行榜上，占据前10名的影片均为好莱坞商业大片，在前50名的影片中有38部是美国电影，而来自大陆的影片却没再次出现在这个榜单上。这一现象深刻反映出美国文化在台湾社会中的强大影响力，不仅影响了台湾同胞的观影偏好及文化消费行为，而且造成了两岸文化商品影响力的结构性矛盾，大陆文化商品在台湾的影响力远不如台湾文化商品在大陆影响的深远。
在政治层面，台湾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牵制大陆和实现“重返亚太”战略的重要棋子。自1971年中美建交以来，美国在对台政策上一直采取“战略模糊”的态度。一方面，美国在重要的国际场合公开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另一方面，美国又通过对售和政治支持等手段，利用台湾“倚美抗陆”、甘当美国遏制中国大陆“马前卒”的态度，不断挑战中国作为独立主权国家的核心利益，拓展美国在亚洲的势力范围。美国对台湾的政治干预大多数表现在一系列的涉台立法当中。1979年中美建交时美国国会提出了6部涉台法案，其中最为关键的是《与台湾交往法》。该法案明白准确地提出，“任何企图以非和平方式来决定台湾的前途之举……为美国所重关切”，这一表述为美国在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前提下继续干预留下了政策上的“后门”。之后历届美国政府在这一法案基础上不断调整其台海政策，以实现美国的战略利益。在此基础上，美国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印太战略报告》以及历年《国防授权法案》等重要文件中均重点强调台湾的战略意义，强调美国介入的必要性。在美国的干预下，两岸经济融合和共同市场的建设均遭遇了层层阻碍。比如，台湾当局为了迎合美国，采取了一系列“经济脱中”和“抗中”策略，如推动“台商回流”、实施“南向政策”等。然而，由于大陆的坚决反对以及两岸经济融合的积极发展的新趋势，台湾当局实施的“脱中”策略未能实现预期目标。
此外，美国历届政府通过一系列措施，包括定期派遣高级官员访问台湾、增加对售以及在台湾“选举”前期安排候选人访美等，给“”分子提供一种“倚美抗陆”的错觉，试图在美国的支持下实现两岸抗衡的目的。在蔡英文任期内，台湾当局为迎合美国的战略利益，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包括通过“修法”提高大陆人士赴台进行专业交流的门槛、限制陆资企业（如爱奇艺、淘宝台湾）在台湾的运营、并新增所谓的“经济间谍罪”，阻碍两岸人员的正常交流。赖清德上台后，积极推动“”和“国际化”等议题，试图切断两岸各方面的联系。尤其在“2·14”恶性撞船事件后，及赖清德一直拖延卸责，不仅长期扣留罹难的大陆同胞遗体，而且暂停了台湾赴大陆的团体旅游活动。同时，在2024年4月，台湾当局还加大了对美国的投资，宣布台积电在美国的投资总额将扩增至650亿美元。台湾当局妄图依靠半导体优势加强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经济绑定，加速与大陆市场的“脱钩”，进而寻求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支持，以实现“抗中”的政策目标。在美台政客的相互勾连下，两岸文化市场的融合发展变得愈发困难，美国在台海地区的政策和行动不仅影响了两岸关系的正常发展，也推动了台湾经济和政治策略愈发向“亲美”方向倾斜，导致台湾对大陆的经济和文化依赖度年年在下降，使得两岸文化市场的融合发展陷入了困境。
在当前全球局势日益复杂的情况下，两岸文化交流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和难题。基于两岸同胞的共同福祉，两岸文化市场的融合发展不仅促进了两岸产业的优势互补和产业链的升级，且能通过文化交流与互动来加深两岸同胞之间的心理共鸣，推动祖国和平统一的进程。鉴于此，本文从两岸文化市场融合现状以及现有利益出发，探讨切实可行的务实对策，给两岸文化市场的发展提供些许建议。
自两岸开放交流以来，民间组织一直是两岸交流沟通的重要枢纽。即便在两岸政治局势紧张、官方对话受阻的情况下，两岸的民间组织和社会团体依然充当着沟通桥梁，有效缓和了两岸关系。因此，在未来的两岸文化贸易过程中，可以充分的发挥两岸民间组织的作用，鼓励两岸企业和多方民间力量热情参加到两岸贸易中，依托市场的公平与公正原则，促进两岸贸易的正常化发展。
鉴于台湾政局的频繁更替会导致两岸关系的不稳定性，大量文化贸易活动可能会因政党换届而无故暂停，无疑不利于两岸贸易的正常往来。从市场主体性来看，大陆依赖台湾的程度要远远小于台湾依赖大陆的程度。因此，可优先考虑鼓励民间资本自发形成“优中选优”的贸易模式，降低由政治因素带来的风险。与此同时，基于大陆庞大的市场规模、雄厚的经济基础以及稳健的生产能力，大陆可采取相关措施以激励和引导社会资本热情参加两岸文化贸易，建立两岸多渠道、多层次、多平台的民间交流机制，营造集人才、技术、项目和资金于一体的商业环境。比如在两岸文化贸易协定、知识产权保护、文化作品版权以及民间文化交流活动等领域，两岸可共建一个多元、互补、共享的交流平台。在这一平台中，不仅大型文化公司能够充分的发挥其经济和文化影响力，民间资本和小型文化组织也能去参加了，增强两岸文化贸易的多样性和深度。通过这种参与模式，两岸能吸引更多的社会和民间资源，共同构建一个健康、活跃的文化贸易ECO。这种由民间力量主导的文化贸易机制不仅能推动两岸文化和经济的高度融合，且能培育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中华文明共同体意识，推动两岸关系的和平与稳定发展。
为确保两岸文化市场的持续与健康发展，必须明确两岸发展文化产业的目标和动机。台湾在经历20世纪后期的现代工业化之后，面对亚洲其他经济体如韩国和中国大陆的迅速崛起，逐渐面临经济发展困境和地区产业失去活力、缺乏特色等问题。在此背景下，台湾地区开始转变发展思路，致力于培育和发展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竞争力，强调新世纪的竞赛注重质量、创意和速度，而不单单是传统的价格与数量之争。因此，台湾发展文化产业的动机较为贴合西方，注重通过文化创意产业来振兴经济，给现代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增长动力，反映了现代产业转型发展的需求。而大陆发展文化产业主要是在2001年加入WTO后，更多地是出于“后发效应”的战略考虑。比如大陆文化部首任文化产业司司长王永章就曾表示，大陆强调发展的“文化产业”与西方国家所倡导的“创意产业”存在一些区别。大陆发展文化产业最大的目的是为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日渐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其次才是为了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壮大文化经济实力”。
综合比较下，可得出台湾发展文化产业大多分布在在推动经济稳步的增长，而大陆发展文化产业侧重于满足人民日渐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因此，为了推进两岸文化市场的融合发展，有必要从两岸各自的实际发展需求出发，寻找有效的互补机会和合作机遇。对于台湾地区，应积极深化与大陆在经贸和文化领域的全面合作。台湾拥有丰富的创意人才、先进的制造工艺和优质的企业和项目资源，能够在大陆市场找到广阔的合作与发展空间。借助大陆的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政策支持，台湾企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完成扩张目标，为台湾经济注入新的活力。大陆方面，应加大两岸文化交流平台的建设力度，为两岸创意人才提供更多展示与协作的机会。大陆拥有广袤的消费市场，通过引进台湾地区的优秀创意人才，不仅有助于提升文化产业的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还能促进社会文化的多元化和国际化发展，持续提升大陆的文化软实力。这种双向互补的合作模式，不仅仅可以加速两岸文化产业的高水平质量的发展，还能促进两岸经验和资源的有效交流，增进两岸民众之间的互信与友谊，为两岸实现大一统创造有利条件。
两岸文化市场的发展既要注重资源的优势互补，同时也要注重政策的引导性。在这方面，两岸有关部门需要一起努力，共建两岸统一的文化市场。
首先，在产业合作方面，两岸应重视对青年群体的培养，积极拥抱数字化技术。历史经验已证明，新生代的年轻群体才是当代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主力军”，这一代群体有创意、有追求，乐于接受新鲜事物。因此，两岸文化从业者们要一直推陈出新，保持文化内容的前沿性与吸引力。具体方面，两岸文化产业应积极融入数字化智能技术，通过技术赋能来推动两岸文化市场的深层次地融合，以此来实现“破圈”效应。比如，借助大数据、云计算和物联网等先进的技术，能够深入分析两岸消费者的行为模式、偏好特征以及互动方式，为两岸文化企业的跨境合作提供强有力的技术上的支持。这种技术驱动的模式不仅有助于打破地域和文化壁垒，还为两岸文化企业创造了数据共享的交流平台，提升了对两岸市场需求的精准理解与响应能力，进而在文化产品的研发、传播与消费环节中形成协同效应，推动两岸文化市场的一体化发展，为两岸文化产业在全球文化市场的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
其次，在文化产品交流方面，两岸可共同创造和推广蕴含中华文化元素的东方品牌。在当今复杂多变的全球局势下，以美国为首的“文化霸权”主义正逐步蔓延到全世界，由于大陆长久以来对外文化贸易的强有力政策，大陆文化市场一直维持较高的本地化产品比率，而台湾受制于一系列历史因素，其当地文化市场长期以来一直被西方文化所占领。因此，两岸有必要从文化品牌建设方面出发，塑造两岸中华文化共同体意识，创造出具有东方特色的文化品牌，以帮助台湾抵御西方文化的入侵。比如《卧虎藏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影片由两岸三地人员共同合作拍摄，成功将“武侠文化”推广到全球，并带动了大陆和台湾武侠电影的兴起。鉴于此，两岸创意人员应一起努力，开发出具有广泛吸引力且富含中华文化元素的品牌，推动两岸文化产品的“产销一体”。一方面能够有效满足两岸民众的文化消费需求，培养台湾民众对蕴含中华文化元素文化产品的偏好，另一方面也可以帮助台湾西方好莱坞文化的侵蚀，加强台湾同胞对中华文化的接受与认同。
最后，在两岸市场机制方面，两岸需要形成自上而下的文化贸易合作意识，共建统一的文化市场贸易区。两岸文化企业和文化商品的深度交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两岸同胞的相互了解，形成内外一体的文化消费认知，有助于推动两岸文化市场的融合发展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2023年9月国务院发布的《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以及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增进两岸同胞福祉，同心共创民族复兴伟业”，为两岸文化市场的一体化建设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基于台湾地区文化市场现状，两岸应抓住这一契机，共同制定统一的市场贸易管理条例，借助大陆成熟的文化贸易法律体系，共建两岸文化贸易区。在此贸易区内，所有外来商品和境外资本的进入一定要遵循大陆有关规定法律法规，以此保障台湾文化企业和文化产品的利益，共同打造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文化贸易区，为两岸文化市场的深层次地融合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
回顾过去几十年两岸文化市场融合发展的历程，可观察到两岸文化贸易普遍呈现出“泛政治
化”和“螺旋式前进”的动态特征，不稳定因素长期存在于两岸文化市场发展进程当中。两岸同胞本质上同根同源、同文同种，同受中华文化哺育滋养，共同具备着上下五千年的悠久历史背景和文化。然而，当下这种血缘亲情并未得到充分体现，反而被台湾某些政治势力歪曲事实，损害了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尤其在特朗普重新上台执政背景下，美国可能会采取更为强硬的对华政策，进一步加剧中美关系的紧张态势，亦愈加复杂。在此国际形势下，两岸文化市场的融合发展将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政治、经济、社会等多重因素交织，使得两岸文化合作与交流面临着多重制约与阻力。因此，为确保两岸文化市场能够持续健康发展，两岸有必要加强跨领域的战略合作，创新文化市场发展模式，灵活应对外部风险与内部需求的双重压力，并在此基础上，共建两岸文化贸易制度保障体系，提升两岸民间资本在市场贸易中的运作空间，以此增进两岸同胞的血脉亲情与利益福祉，为两岸实现大一统奠定深厚基础。
